杨绛先生去世后，有些旮旯之处冒出来了一些确实不合时宜的小肚鸡肠文。有一萧先生首先掀棺杖尸。先不说这个时候他这样做“是否厚道”！单看他所列之人是否堪与钱杨同比，本身就值得质疑。

他在《在杨绛忌日，说几句不合时宜的话》一文中引述了哲学学人李泽厚，及他曾对钱钟书的评论：“（李称）我问过推崇他的人，钱钟书到底提出了什么东西？解决了什么问题？有长久价值的。大家大都讲不出来。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好像这个‘杯子’，他可以讲出许多英文的、德文的、西班牙文的、意大利文的、拉丁文的典故。‘杯子’在宋代、明代、中国、外国怎么讲，那是很多。不过这个工作，到电脑出来，就可以代替，电脑记得更全。所以博闻强记就不能成为一种标准。他读了那么多书，却只得了些零碎成果，所以我说他买椟还珠，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永照千古，太可惜了”。

应该说萧文此文及引文，既不合做人做事逻辑，更不配学问互道斤两。你这李泽厚首先要来要求别人钱钟书“提出了什么东西？解决了什么问题？”呢？

要声言别人提出了什么东西？这个也好回答。钱杨的作品中，尤其是钱的划时代小说《围城》里，可把中国教育尤其是旧式教育及那些旧式知识分子都撸了一个遍！不知李老及信捧他的萧先生读过且读懂没。钱钟书作品的格局、隐喻都十分丰富广大。人物在生活中皆有属类。窃以为，那可不是李氏光一堆文集的“道不达马列，理不及文元”的那种文脉笔端可以仿效的。

其二，如果真要求别人要“解决一些问题”才肯放过，则肯定是棒杀了大师。作品、文章要解决什么问题？中国一脉的政、经、史、文诸系兼没成长的当下，要作家们靠文章、小说去说通一些理论，又怎么说得通。你所引之学人，李泽厚、任继愈、余英时又“解决了什么问题”？岂不大谬哉。在眼下，真能解决问题的也只有“中央宣传系统”。可那又不属于小文论证的范围了。

萧文或引：“（指钱）有长久价值的。大家大都讲不出来。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好像这个‘杯子’，他可以讲出许多英文的、德文的、西班牙文的、意大利文的、拉丁文的典故。”

看到这可以说是真有点看不下去了。这文有点不光在偷换概念，还贬损了知识本身的多余无用？！试问，你是不是说不明白一堆道理，还是说不明白一只装水的“杯子”？！

萧文继引：“不过这个工作，到电脑出来，就可以代替，电脑记得更全。所以博闻强记就不能成为一种标准。他读了那么多书，却只得了些零碎成果，所以我说他买椟还珠，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永照千古，太可惜了”。

这好懂，这反过来正好印证了钱杨的博闻强记，学识的卓尔不群。可以媲美一台大“计算机”。

某些中国学人的小视、可鄙、无聊及失义，通过杨先生去世后的这一番嚼舌妇人似的“酸水四溅’的表演，实情可见一斑。

这正好印证了钱钟书、杨绛二位大家的自学涵养，博大的襟怀。

孰鸿鹄？孰燕雀？自是距离毕现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