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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越假面舞会——评长篇小说《昙花》

文 | 杨展业(新民晚报记者)
 
假面舞会。在看上海作家钱佐扬的长篇小说《昙花》时,对小说中的人和事不时冒出这一观感。这在全书将近结束的第346页得到了印证:书中案件的一个破案者有几句概括性的话——“今天来的每个人的表情和他们的表演的背后,都有一个个不同的剧本。人们按照剧本要求,粉墨登场了。”你仔细想想,戴着假面,隐去真相,翩翩起舞,以求一逞,几乎就是当今政商社交场的写照。
 
故事围绕东海市政府女发言人季慧的离奇死亡展开。她的前男友、书中以第一人称叙述的记者王冠,以及公安局的刑侦人员,都在扑朔迷离的线索中追寻着她的真正死因。情节构思得错综复杂,介入人物繁多,最后的结果却出乎所有阅读者猜测的预期。但是作家的兴致显然不在于要讲述一个吊足胃口的案件,而在于揭示事件过程中形形色色的男女、堕落得不堪入目的社会环境。那些女人都是名牌大学的骄子,她们游走在男人的世界里,以姿色与肉体换取上等生活和上升机会。那些男人都掌握着权力或财富,戴着精英的面具,其实内心早已糜烂得狗屎不如。这样的男女的来往苟且,呼风弄潮,构成了小说中的社会环境。他们的出格行为时常会让阅读者吃惊,觉得是否写得夸张了?然而掩卷想想,还有哪些善良的人们无法想象的丑事,虚伪的权贵们没有做过?还有哪些被公布的事实,不把我们惊愕得以为看到了一批精神病人?小说不过是将这些现象集中在一个故事里了,从本质上说很真实很现实。也许这本小说可以归纳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范畴,这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并发挥社会认知的巨大能量的文学流派,作家没有想要圆什么谎、涂什么粉、迎合什么高调,而是充满忧心与愤懑,显示了对社会对良心负起责任的写作态度。
 
其实,假面舞会的出现也有合理性。在莎士比亚的笔下,罗密欧如果不是带上了面具,是不可能混进世仇家族的舞会,遇见朱丽叶,发生那段旷世爱情的。中世纪的欧洲盛行假面舞会,因为面具遮盖了贫富、贵贱、老少甚至性别的差异,使一切皆有可能。《昙花》中的那些女人,个个聪慧,姿色出众,但她们只有经过刻意伪装或修饰后才能在男性权贵中赢得青睐,伺机而上,实现人生最大的价值化,原因就在于社会资源的拥有并不平等。书中那几个官员之子,仅靠血缘便能在官场商场春风得意,而贫弱阶层的女人除了抛却廉耻、不择手段、出卖自我,几乎没有上升的途径。从人性的角度说,书中的女人无论行为有多么不堪,都是这个男性至上、权财至上的不平等社会造成的,都是值得同情和叹息的。当然,那些头顶光环、灵魂肮脏的男性权贵们也必须戴着面具生存,过着装模作样的不真实生活。中世纪的假面舞会出现在了今日中国,变成了我们社会随处可见的常态,这是真正值得反思的。作家无须多言,小说不是调研报告,所有的情节提供给阅读者,如果在这个缺乏鉴别能力、一切匆匆而过的时代还能得出社会的、人性的思考,则是创作者的大幸。但愿如此。
 
在小说中众多有头有脸的男女人物中,塑造得最成功、最有人性力量的恰恰是一开始就已离开人世、无法用笔墨直接抒写的季慧。作家在她身上制造了许多谜团,让阅读者猜疑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:不贞?卖身?涉黑?弄权?贪财?在无数的周折后,最终谜底揭开,她是一个对爱情专一、对承诺忠诚、对他人负责、对自己严格的美丽女人。书中所有人都带着面具在生活,包括季慧的前男友、以第一人称叙述的王冠,也因婚外情而欺骗妻子,唯有季慧,不戴面具走着自己的路,争取着自己的前途,如果有什么误解,也只是基于善良目的的难言之隐。这是书中层层黑暗中的一道亮色,是超越现实的一颗星辰,作家对于她的设置很巧妙,看到后来是令人有些感动的。当然,如果季慧与女儿艾艾的情节能够适当提前,并写得更丰满些,她的形象将更为成功。在一部基本是批判黯淡现实的长篇小说里,出现这样一位花了重重心思、进行中国传统的“背面敷粉”式描写的女性,不能不说是作家的希冀所在,作品由此也获得了正面的力量。多年前有一次话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的演出,在演到著名的假面舞会那场戏时,导演让舞台上所有人停格,以突显这对恋人相遇生情的震撼。季慧起到了类似的审美作用,她让我们在领略了一连串令人沮丧的现实碎片后突然停格,相信人性依然有着永恒的美好。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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