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 | 杨展业（新民晚报记者）

 

假面舞会。在看上海作家钱佐扬的长篇小说《昙花》时，对小说中的人和事不时冒出这一观感。这在全书将近结束的第346页得到了印证：书中案件的一个破案者有几句概括性的话——“今天来的每个人的表情和他们的表演的背后，都有一个个不同的剧本。人们按照剧本要求，粉墨登场了。”你仔细想想，戴着假面，隐去真相，翩翩起舞，以求一逞，几乎就是当今政商社交场的写照。

 

故事围绕东海市政府女发言人季慧的离奇死亡展开。她的前男友、书中以第一人称叙述的记者王冠，以及公安局的刑侦人员，都在扑朔迷离的线索中追寻着她的真正死因。情节构思得错综复杂，介入人物繁多，最后的结果却出乎所有阅读者猜测的预期。但是作家的兴致显然不在于要讲述一个吊足胃口的案件，而在于揭示事件过程中形形色色的男女、堕落得不堪入目的社会环境。那些女人都是名牌大学的骄子，她们游走在男人的世界里，以姿色与肉体换取上等生活和上升机会。那些男人都掌握着权力或财富，戴着精英的面具，其实内心早已糜烂得狗屎不如。这样的男女的来往苟且，呼风弄潮，构成了小说中的社会环境。他们的出格行为时常会让阅读者吃惊，觉得是否写得夸张了？然而掩卷想想，还有哪些善良的人们无法想象的丑事，虚伪的权贵们没有做过？还有哪些被公布的事实，不把我们惊愕得以为看到了一批精神病人？小说不过是将这些现象集中在一个故事里了，从本质上说很真实很现实。也许这本小说可以归纳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范畴，这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并发挥社会认知的巨大能量的文学流派，作家没有想要圆什么谎、涂什么粉、迎合什么高调，而是充满忧心与愤懑，显示了对社会对良心负起责任的写作态度。

 

其实，假面舞会的出现也有合理性。在莎士比亚的笔下，罗密欧如果不是带上了面具，是不可能混进世仇家族的舞会，遇见朱丽叶，发生那段旷世爱情的。中世纪的欧洲盛行假面舞会，因为面具遮盖了贫富、贵贱、老少甚至性别的差异，使一切皆有可能。《昙花》中的那些女人，个个聪慧，姿色出众，但她们只有经过刻意伪装或修饰后才能在男性权贵中赢得青睐，伺机而上，实现人生最大的价值化，原因就在于社会资源的拥有并不平等。书中那几个官员之子，仅靠血缘便能在官场商场春风得意，而贫弱阶层的女人除了抛却廉耻、不择手段、出卖自我，几乎没有上升的途径。从人性的角度说，书中的女人无论行为有多么不堪，都是这个男性至上、权财至上的不平等社会造成的，都是值得同情和叹息的。当然，那些头顶光环、灵魂肮脏的男性权贵们也必须戴着面具生存，过着装模作样的不真实生活。中世纪的假面舞会出现在了今日中国，变成了我们社会随处可见的常态，这是真正值得反思的。作家无须多言，小说不是调研报告，所有的情节提供给阅读者，如果在这个缺乏鉴别能力、一切匆匆而过的时代还能得出社会的、人性的思考，则是创作者的大幸。但愿如此。

 

在小说中众多有头有脸的男女人物中，塑造得最成功、最有人性力量的恰恰是一开始就已离开人世、无法用笔墨直接抒写的季慧。作家在她身上制造了许多谜团，让阅读者猜疑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：不贞？卖身？涉黑？弄权？贪财？在无数的周折后，最终谜底揭开，她是一个对爱情专一、对承诺忠诚、对他人负责、对自己严格的美丽女人。书中所有人都带着面具在生活，包括季慧的前男友、以第一人称叙述的王冠，也因婚外情而欺骗妻子，唯有季慧，不戴面具走着自己的路，争取着自己的前途，如果有什么误解，也只是基于善良目的的难言之隐。这是书中层层黑暗中的一道亮色，是超越现实的一颗星辰，作家对于她的设置很巧妙，看到后来是令人有些感动的。当然，如果季慧与女儿艾艾的情节能够适当提前，并写得更丰满些，她的形象将更为成功。在一部基本是批判黯淡现实的长篇小说里，出现这样一位花了重重心思、进行中国传统的“背面敷粉”式描写的女性，不能不说是作家的希冀所在，作品由此也获得了正面的力量。多年前有一次话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的演出，在演到著名的假面舞会那场戏时，导演让舞台上所有人停格，以突显这对恋人相遇生情的震撼。季慧起到了类似的审美作用，她让我们在领略了一连串令人沮丧的现实碎片后突然停格，相信人性依然有着永恒的美好。